雷州西湖边上的苏公亭与苏公像

文/羊城晚报全媒体记者 文艺 实习生 苏梓涵 通讯员 任海虹

图/羊城晚报全媒体记者 文艺

“问汝平生功业，黄州、惠州、儋州。”大文豪苏轼发出的这句感慨，道尽他一生宦海沉浮，也为后人串起了他从湖北黄州、到广东惠州、再至海南儋州的贬谪行迹。

说起苏轼在南粤大地留下的印记，知道惠州的人最多。不过，位于中国大陆最南端的雷州半岛，是他从惠州到海南时往返的必经之地，也与东坡先生结缘不浅。

宋绍圣四年（1097），苏轼由惠州被追贬为琼州（今海南琼山）别驾、昌化军（今海南儋县）安置，六十二岁的他第一次踏上雷州半岛，从这里登船渡海。元符三年（1100），宋徽宗继位后大赦天下，苏轼获赦北归，移往廉州（今广西合浦），又再次经过了雷州半岛。

在人生最失意的时候，苏轼仍给半岛人民带来了乐善、雅正之风。千百年后，雷州半岛大大小小的村落中，依旧流传着东坡先生停留驻足的逸闻美事，其中蕴含的文化精神不断浸润这一方水土。

日前，在省政协文化和文史资料委员会与湛江市政协协助下，在研究者和当地有心人的引导下，羊城晚报记者探访东坡先生在这方水土上的足迹。学者的专业考证与村民的口口相传也许不尽一致，但对于这位文豪贤达的尊崇一以贯之，他留给雷州半岛的文化财富弥足珍贵。

双村还砚亭

新旧党争，遭一贬再贬

新旧党争是北宋政治生态中的一个重要现象。变法派与保守派的交替掌权让“不合时宜”的苏轼一贬再贬。宋绍圣四年（1097），朝廷又一次大规模追贬反对变法的“元祐党人”，已谪居在广东惠州的苏轼此时再次被列入追贬对象名单。

在惠州的一首《纵笔》诗记录了苏轼惠州的生活日常，“白发萧散满霜风，小阁藤床寄病容。报道先生春睡美，道人轻打五更钟。”可以看出他虽然年高体弱，但基本已经适应了当地生活。然而，就是这首诗成为朝廷再次追贬他的重要“证据”，认为他在惠州的日子太过安逸，决定把他贬去更远的地方。

据苏轼《到昌化军谢表》记载，宋哲宗绍圣四年（1097）四月十七日，他接到了朝廷“琼州别驾，昌化军安置”的告令。两天后的四月十九日，苏轼即动身离开惠州。

兄弟相遇，感悲喜交加

走到广西梧州时，苏轼得知被贬雷州的弟弟苏辙也正在报到路上，并于两天前到达藤州（今广西藤县）。于是他决定加快脚步，日夜兼程追赶苏辙。

五月十一日，兄弟二人终于得以在藤州相见。谪迁路上，他们幸运地一路同行直至雷州府城（简称“雷城”，为宋代雷州治所，与今雷州市位置一致）。苏轼在《和陶止酒》一诗引言中记录了此次相见：“丁丑岁，予谪海南，子由亦贬雷州。五月十一日，相遇于藤，同行至雷。”至亲会面对兄弟二人而言都是极大的安慰，弟弟苏辙有诗《次韵子瞻和陶公止酒》：“谁言瘴雾中，乃有相逢喜。连床闻动息，一夜再三起。”也描绘了他和苏轼见面后，兄弟二人连床夜话的场景。

根据长期从事流寓文化相关研究的文史学者张学松的观点，从行程路线的合理性来看，苏轼苏辙二人应该是从广西容州沿绣江到北流（广西境），然后进入广东，到石城（今广东廉江县），再走陆路经遂溪（时为海康县辖）到雷州，这是一条比较近便的路。

张学松认为：“从廉江到遂溪，他们应该乘坐高脚牛车，并且在遂溪县调丰村住了一段时间。虽然不知道具体停留了多久，但后来有诗为证，二人到达雷城的时间是确定的，即当年的六月五日。”

调丰古官道遗址，古官道上还有两道深深的车辙

千年官道，遇一代文豪

记者来到位于遂溪县的调丰古官道遗址，只见古官道位于一块巨大的黑色玄武岩石坡上，千百年前的车辙依然清晰可见，两道并行的古车辙呈纵深分布。仔细查看，周围还有深深浅浅的牛蹄印。苏轼兄弟二人乘坐高脚牛车经过的场景仿佛就在眼前。

作为遂溪南北要塞“三十里官道”的一部分，调丰官道是古代南下雷州府城，北上遂溪郡的必经路段。千百年来，这条官道成为官方物资运输、信件传送、官员谪迁的要道。

宋建隆四年（963），朝廷在调丰村北面设茅亭驿站，以供来往官员歇宿饮马。大量贬谪官员曾在茅亭驿站留宿，其中就包括苏轼兄弟二人。据《千年石官道记》（遂溪岭北乡调丰村石官道碑）：“苏东坡自惠贬琼，经此道宿村中景兰阁，故阁前遗有东坡井、东坡塘，遐迩驰名也。”

清乾隆年间，茅亭驿站重修为书院，并获进士、翰林编修陈昌齐题字“景兰阁”，称谓就一直保留到了现在。如今，这座两百多年的建筑更显古朴，门前的东坡井也依旧泉水清澈，四季不涸。

在遂溪县委宣传部相关负责人带领下，记者从调丰村继续南下，不远处就是苏二村。走进村内，这里明清建筑竟多达百余座，村民三五成群在古树下乘凉，怡然自得。在古村落的四周，则是茂密的荔枝林。当地传说，苏二村原名荔枝村，因村里自古盛产荔枝，苏轼在南迁路上也曾慕名前来，然而此时却已过荔枝季节。北归路上，苏轼再次进村才如愿吃上荔枝。荔枝村因此改名苏二村。

不过，也有学者考证，按苏轼南迁北返的大致时间来看，他经过苏二村的时间与民间传说里荔枝应季的情况不大相符。因此，“苏二”或意指“二苏”，即理解为苏轼、苏辙一同来过更为合适。

在天宁禅寺，苏轼留下“万山第一”四字

雷城三日，题“万山第一”

近两个月的赶路后，苏轼于六月五日和苏辙一起抵达雷城。据《雷州府志》记载，在雷城停留期间，崇信佛教的苏轼还曾拜访“雷州第一古刹”——天宁禅寺，并为寺庙题下“万山第一”的匾额。

《十贤在雷州》一书作者、湛江市爱周中学教师张春生，和湛江市历史文化研究会副会长许冰一道，带领羊城晚报记者循着苏轼的足迹前来探访。天宁禅寺就坐落在热闹的雷州市中心一隅，叩门而入，里面却是另外一番景象，寺院内古木参天、香火缭绕，环境十分清幽。“万山第一”的匾额就位于寺庙的正中央。从天宁寺出来，苏轼又到附近的一处风景——罗湖游历。据《元一统志》记载，罗湖因苏东坡的到来而改名西湖，志书中还引用另一位大词人秦观的话“坡公所至有西湖”。罗湖今日虽已无苏轼留下的遗迹，但雷州人民却在湖畔建了苏公亭、十贤祠等，以便后人景仰观瞻，这位文化大家的影响力非同一般。

然而，雷州并不是此行终点。短暂停留后，他很快又启程了。苏轼六月十日抵达徐闻，隔日便要与弟弟作别，从徐闻“递角场”登船渡海。绍圣四年（1097）七月二日，苏轼终于抵达目的地——昌化军（今海南儋县）。在这个天涯海角处，生性达观的苏轼与本地百姓友好相处，深受爱戴。

直到北宋元符三年（1100），徽宗继位大赦天下。五月中旬，苏轼接到了酌情迁往廉州任职的告命。六月二十日，苏轼渡海北归，有《六月二十日夜渡海》诗曰：“九死南荒吾不恨，兹游奇绝冠平生。”他没料想自己竟还有北归的一天，心情自然十分愉悦。

北归依然在广东徐闻上岸，苏轼前往徐闻伏波庙拜谒，并乘兴作有《伏波庙记》。再次经过雷城，苏轼最重要的活动是与好友秦观见面。因“元祐党人”之故谪居雷州的秦观，接到指令放还横州（今广西横县），也正要启程北上，二人遂早早相约会面。

为纪念此次相会，苏轼写过《书秦少游挽词后》，记有：“庚辰岁（即元符三年）六月二十五日，予与少游（编者注：即秦观，字少游）相别于海康。”六月二十五日苏轼辞别秦观，继续北上。

夜宿兴廉，留诗作有二

刚走出雷城不远，苏轼就遇上了连日大雨，桥梁尽毁，水陆皆不能行。于是，他在途中的兴廉村（今遂溪县乐民镇乐民城村）净行院住了下来，并在这里留下两首宝贵的题诗——《自雷适廉宿于兴廉村净行院》《雨夜宿净行院》，记录他夜宿、晨起、泛舟、酒醉的行迹。

苏轼在兴廉村大概停留了两天，便去往下一个目的地。根据他在《书合浦舟行》中的记载“自兴廉村净行院下，乘小舟至官寨。闻自此以西皆涨水，无复桥般。或劝乘蛋舟并海即白石。是日，六月晦，无月”，可知东坡先生在六月三十日便已经从兴廉村到达了雷州官寨。

据《双村陈氏族谱》记载和当地流传已久的说法，苏轼在兴廉村停留期间，与北宋廉臣琼州刺史陈懽的五世孙陈梦英一见如故，并结为挚友。当时，陈梦英正在这里掌教“兴廉学塾”。苏轼为鼓励兴廉村村民奋发兴学，临走之时还赠送给陈一方宝砚和七亩良田作“助贤田”。第二年，陈梦英便发动附近儒生、乡绅集资，在村里那座苏轼曾留宿的净行院建起一所“文明书院”。为铭记赠砚义举，陈家后在“文明书院”南侧建有一座“赠砚亭”。

此地现已改名为乐民城村，走入村中，远远看到一栋白色二层小楼，这就是文明书院。书院内，苏轼的石刻像在正中央供奉着，四周墙上记载的是他的诗文和事迹。村里人介绍，建于宋代的这座书院曾几度损毁，现在的文明书院为民国时期所重修。

“宝砚”相赠，启后世师表

在遂溪县委宣传部相关负责人的带领下，记者来到了距离乐民城村十来分钟车程的河头镇双村。那块相传为苏轼赠予陈梦英的砚台至今珍藏于此，被乡民奉若珍宝。

双村乡贤陈坚体为我们讲述：“苏轼逗留兴廉村期间，有一天与陈梦英结伴游览到如今双村族居地附近时，说了一句‘斯地景胜，当有文明之祥’。陈梦英后来即携家人从兴廉村来此定居，带着乡民在这里开垦田地，开枝散叶。至今文明书院有一首《助友择居》诗说到此事：‘跋山涉水步踉跄，为友开基择住场。景胜双村狮予地，延绵望族世蕃昌。’”

湛江市博物馆原馆长陈志坚介绍，由于年代久远，清末社会动荡，那方砚台曾一度丢失近百年，直到民国年间，被时任广东省警察局局长的何荤先生在文物市场偶然寻得。“当他得知这砚台是双村陈氏宗族的传世之宝，又慷慨将其奉还本村。”为了纪念这桩义举，双村人在陈氏宗祠庭院中修建了一座“还砚亭”。

我们在还砚亭等候时，同行的村干部郑重地捧来一个胡桃色方形木盒，置于庭中石桌上。陈坚体将包裹有红布的砚台小心翼翼地从木盒里取出，待红布被一层层解开，我们才得以一睹“宝砚”真容：只见砚台呈瓦片状，颜色温润，制式古朴。砚台正面刻有苏体行书砚铭：“其色温润，其制古朴，何以致之，石渠秘阁，永宜宝之，书香是托。”左下角落款题有“苏轼”两字，钤有篆书“奇珍”印章一枚，背面还刻有行书“元符三年仲秋月制”字样。

双村陈氏宗祠与还砚亭相对而立，宗祠楼里不仅供奉着陈氏先祖，还将二楼专门设为东坡楼，用来供奉苏轼的牌位，显示出东坡先生在村民心中至高至崇的地位。

陈坚体告诉记者，受东坡先生影响，千百年来读书学习之风在双村尤为兴盛。为了鼓励后辈勤奋好学，村里每年都自筹奖金，为每一名考上大学的孩子颁奖。村里还专门成立了东坡诗社，同好者不时聚在一起吟诗作对，雅俗共赏。

九百多年前的一次蒙冤流放，让苏轼的足迹遍布雷州半岛，从此，他便与半岛人民紧紧联系在一起。那些老少妇孺皆知的历史掌故，寄托着半岛人民对生活的美好希冀，也一次次拨动探访者的心弦。

尤为重要的是，东坡先生面对人生厄运时的达观精神，更是穿越时间的瀚海，无形中教化着当地民众，让今天的半岛人民骨子里多了一份坚毅与乐观。跨越千年时光，这样的情感联结和文脉传承更加让人动心、动容。

访谈

流寓文化应成为湛江“新名片”

张学松（广州理工学院特聘教授、广东海洋大学文学院原院长）

羊城晚报：经过您的梳理，苏轼在古代雷州的行迹更加清晰了。这项研究如今还有哪些空间值得进一步发掘？

张学松：苏轼在全国各地的行迹，除了黄州、惠州、儋州外，包括密州、杭州、徐州、凤翔等，也都比较清楚，唯有在雷州这一段行迹比较模糊。我们经过近一年时间的走访调研，才把他的路线基本梳理出来，最后形成《苏东坡雷州行迹考辨》一文发表在《文学遗产》上。

但要说是全部弄清楚了，其实也还没有。值得注意的是苏轼在南迁途中，他五月十一日从广西藤州出发，六月五日到广东雷城，这二十四天的行程路线究竟是怎么样的，跟当地哪些人见过面，这里还有一些空间可以发掘。苏轼这个人热爱大自然，到哪个地方都要游览山水，他生活再不如意，也要到大自然里寻求真趣与解脱。苏轼抵达雷州城的路上，除我们文中提到的外，还经过哪些地方见了哪些人，还有不少考索的空间。

羊城晚报：以苏轼研究为突破口的文人流寓文化，对于雷州半岛本土文化发展的重要性表现在哪里？

张学松：我曾经提出要打造湛江文化品牌，湛江文化品牌的一个重要特色就是流寓文化。雷州文化可以分为两大块，一块是本土文化，比如雷剧、雷歌、石狗等为代表的传承发展，做得不错，但这些本身是有局限性的。另一块就是流寓文化，包括苏轼在内，宋代共有十位名相贤臣曾先后蒙冤被贬雷州或路过雷州，也被称为“雷州十贤”。这十个人中有三个做过宰相、两个做过副宰相，苏轼也做过翰林大学士、侍读学士、礼部尚书等，他们都是政治家、文化巨子。而另在唐代、明清朝，也有一些文化名人流寓雷州。对他们的研究可产生国际性影响。

“雷州十贤”等流寓名人的精神对当地影响是很大的，但对此的挖掘和作为文化名片的塑造还做得很不够。跟其他城市相比，例如柳宗元之于广西柳州、湖南永州，韩愈之于广东潮州，杜甫之于四川成都等，都还有差距。那些地方的流寓文化名片就做得很好，湛江应借鉴学习。

延伸

永志不忘“雷州十贤”

除了苏轼兄弟之外，还有寇准、秦观、李纲、李光、赵鼎、胡铨、王岩叟、任伯雨，因为这一群人的到来，宋代雷州半岛迎来了与本土文化完全不一样的中原文化，极大促进了雷州文化的发展。“敬贤如师，嫉恶如仇”的半岛人民，敬称他们为“雷州十贤”，还在雷州西湖湖畔修建十贤祠以示纪念。

当地中学教师张春生在乡土教材《十贤在雷州》中，对“十贤”与雷州半岛的渊源作了梳理。

在十人当中，要数寇准来雷州的时间最早。寇准原为宰相，1022年被贬为雷州司户参军。他为人刚直足智、为官清正廉明，深得雷州百姓爱戴。在雷州期间，他修建真武堂，教书传艺，使乡民的子孙也能读书；讲授天文地理，破除歪理邪说；传授先进生产技术，促进经济发展；传播中原文化，向当地人传授中州音等。在此生活了18个月后，寇准在雷州病逝。

在“十贤”中，曾官至枢密直学士的王岩叟较为特殊，只有他一人生前从未到过雷州半岛。王岩叟跟雷州产生关联，是因为1097年，在他去世四年后，被追贬为雷州别驾。而雷州半岛人民之所以将他也纳入“十贤”之列，是因为他为官期间的刚正不阿、仗义执言，由此可以看到雷州半岛人民对能人志士的推崇。

（本期由湛江市政协 协办）